文:从尚的视角看历史的专栏作家。

清代文学家李汝珍的小说《镜花缘》第二十三回“巴门咬字说酸，嚼字说迂”，说的是林志扬等三人到蜀国旅游，进了一家酒店喝酒。他们不仅遇到了一个满口脏话的调酒师，还遇到了另一个满口脏话的调酒师，一口气说了几十个“之”字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这是文人学者之地，大家都不免附庸风雅，所以才有了这样的笑话。

可见，附庸风雅本来就是一个贬义词，指的是用高雅文化装饰自己的庸俗之人，模仿别人有点不堪。附庸风雅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随处可见。明清时期，有的人不认识几个大字，却要用墨汁沾脸，用手指沾朱，表示刚写完字，是读书的种子；清末民初，西风东渐，有人在胸袋里插上两三支自来水笔，以示文明，很多只是笔帽。文革期间，样板戏大行其道，广为宣传。在北京和天津的街道上经常看到一些提着小提琴的行人。然而，如果琴盒被打开，真相就会大白。琴盒里什么都没有空，也不是个别现象。

附庸风雅的典型人物，张宗昌(没有肖坤)，民国时期的军阀，可以算是一个。他没有读过一天书，几乎是个文盲。当他开始做土匪时，他投靠了奉系军阀张，并逐渐发了财。1925年出任山东省军务督察。上任后，我觉得自己是个大老粗。如果我想在山东立足，我必须表现得像个君子和文人。于是，他邀请住在魏县的光绪癸卯科状元王寿彭做省教育厅厅长，并以他为师，请王寿彭教他读书写诗。

他也是附庸风雅，出版了一本书《肖坤·史超》来表达友谊。他的诗俗到让人忍俊不禁。比如王寿彭给他讲了楚汉之争，他听了之后，接连写了两首诗，其中一首是嘲笑刘邦的:

听说项羽拉了山，

吓得刘邦就要逃跑。

不是我的小张亮，

奶奶已经回沛县了。

二是模仿刘邦的《风歌》，做一首《我也写风歌》:

开炮射他妈！

威海内西回家！

数英雄，张宗昌！

一条巨鲸吞了扶桑！

张宗昌的家乡是山东高密，他也想像刘邦一样在家乡展示自己。在回老家的路上远远地看到泰山，激起了他的诗意:

看远处的泰山，

上细下粗。

把泰山颠倒过来，

头薄头厚。

不过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把附庸风雅一分为二。为做作，求虚荣，把“优雅”当面霜的“附庸”，应该是可鄙的；而“优雅”却被视为一种高标准，作为自己的审美追求，是中国人对优雅、高雅的希望。换个角度说，人为什么要附庸风雅？它反映了一种欲望，一种人们想要摆脱庸俗的处境。

当一个人试图附庸风雅的时候，说明他至少知道优雅是个好东西，他已经具备了对优雅的要求。这是他远离庸俗，走向高雅的良好开端。与其庸俗，不如附庸风雅。附庸风雅久了，不优雅就变得有些优雅；假高雅变成真高雅，比以低俗为荣，不屑高雅要好得多。谁能无师自通，自然优雅？

附庸风雅其实是人性，人性追求美好向上。优雅是艺术的象征，是美的代名词，让人不禁唯唯诺诺。只要世界上的愚蠢、可耻、下流、犯罪、邪恶和暴行存在一天，艺术就可以在阳光下正当地存在。附庸风雅即使不是最有益的善，至少也是最无害的恶...，它根本不是恶，而只是未成形的善，只是不完美的善。

一个附庸风雅的人，至少没有尽力作恶，至少没有肆无忌惮地践踏正义。仅附庸风雅的行为本身就足以说明他对美好和高贵充满了向往，并且在竭尽全力地勉强模仿。这也有什么不好，难道是去见圣贤斯琪？每个附庸风雅的人无疑都是善良的人。谁会忍心嘲笑或鄙视一个善良的附庸风雅？

其实文化上的一时低俗并不可怕。重要的是知道低俗，能够跟风求雅。没有所谓的天生高贵典雅，必然会有一个初级阶段的“附庸”求雅。有什么好笑的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