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想我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。比如我上街创作，就会觉得是我的后院，想干嘛就干嘛。我不会觉得这就是外界，也不会觉得自己是通过艺术与外界联系在一起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极端的自己，从自我到完全忽视外界。”

从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毕业半年多后，葛搬到了与北京仅一河之隔的河北燕郊。有时候去市区谈个艺术**，搭个便车，也就几十块钱。冬天在宋庄喝完酒，他让朋友带他去河边，踩着结冰的河水，走几分钟就到家了。

葛露觉得这样的定位刚刚好。

2017年夏天，他因为一个挂在无名路上四年的假路牌而“一战成名”，又因为学校的处分而登上微博热搜榜首。媒体的热情，学校的压力，毕业季的迷茫交织在一起，将他彻底围困。那段时间，葛尤鲁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，无论何时拿起都能接到媒体的电话。“这几乎毫无用处”。学校的处分让他失去了一个之前已经确定的教职，户口和编制都没了。他觉得自己已经被逼到极限，处于抑郁的边缘。

热和流动是无情的。“葛宇路”被拆，关于葛宇路记过的决定在网上流传发酵...舆论如潮水般涌来，又迅速消退。7月底，北京市朝阳区双井街道办事处强行收缴路牌。这条400米长的小路被新命名为“百子湾南一路”。葛宇路的微博账号加V后没有更新，粉丝数维持在7000多人。

“葛”这个名字很快从舆论中心退到了边缘，大众也很快忘记了这个短暂的“网络名人”。他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调整状态。起初我回老家武汉待了一段时间，也考虑过去湖北美术学院当老师。但最后我住在燕郊的公寓里，在安徽一家互联网公司做****策划，偶尔在北京一个电影学院培训班教通识教育，飞遍全球参加艺术**和展览。

那个夏天发生的变化仍然在葛·尤鲁的身上留下印记，与此同时，新的问题也在他的生活中展开。聊天过程中，葛最常用的两个词是“我不知道”和“我不确定”，并伴有一个长长的结尾。对他来说，一个明确的答案并不重要。他感兴趣的是通过艺术创作和思考，不断分享多元的价值观，突破界限，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。

01.

下午三点钟，我和葛乘出租车从北京市中心来到50公里外的饭店，这是一座以三星级的福禄寿雕像而闻名的建筑。

他对这栋楼的内部结构很感兴趣，每次来都想进去看一看，尤其是那个开着两个桃子形状的小窗的房间。但这一次，前台依然以“工作人员去吃饭了”为由，拒绝了他的来访请求。他点头表示理解，并说他会再来的。

同样，他的艺术创作往往是从看似毫无意义的想法开始，但会不断重复实践。

葛的想法可以追溯到本科时期。有一次，一个老师在课堂上清点买书的学生名单时，葛尤鲁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后面的人在后面加上了“× 2”和“× 3”。这种无意识的行为让他很不开心。“有什么可遵循的？”出于困惑，或者只是为了好玩，那个周末，他买了喷漆，沿着学校门口的一条马路，涂上了自己的名字。旁边水果摊的老板问他:“这条路是不是叫葛宇路？”

后来涂鸦引来了一些同学的反对，学校让他去清理。葛露既委屈又不解。为什么自行车店的小广告画得满墙都是，却没有人生气？在老师的启发下，他意识到“葛鲁愚”这个词应该嵌入到更合适的环境中，于是他开始制作路标。

在武汉发帖，2013年到北京后继续发帖。没有具体的目的，只是一种惯性。他印了20多个有自己名字的路牌。出门前，他在地图上寻找附近不知名的道路。如果有，他顺手贴了一张。有些会当天撕掉，有些可以保留几天。他反复贴，不顾后果，连他自己都很难解释这种行为。

02.

在此之前，葛尤鲁一直自嘲是一个与外界有些脱节的人。

为了让自己更接地气，他去超市**发**，加入了大学学生会，虽然后面的经历并不尽如人意。他不喜欢那些讨好老师的同学，也不喜欢为了选举而诋毁对手的行为。比起“XX部长”这个名字，他显然更在意那些“奇怪”的作品。

但随着时间推移到2017年，他还是迎面撞上了现实。笑料般的作品《吹上天》激怒了学院。他得知有人“上纲上线”，批评这是“对中国教育制度有组织有预谋的蓄意攻击”。他被学校惩戒，被周围的人孤立。这两个月来，很少有同学找他说话，就连平时私交不错的老师在食堂见到他，也只是远远的点点头打个招呼。没有人想卷入这场麻烦。

在结果完全确定之前，他再次成为焦点。一篇名为《北京如何拥有一条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道路》的帖子在网上流传，有人顺着送货员的信息直接找到了他的楼下。那段时间，他每天在网上看关于自己的新闻，周围都是谩骂和赞美。那段时间，他每天只睡两个多小时，没有创作的意图。“我真的被逼到极限了，我都快抑郁了。”

一系列的事情把他推到了舆论的中心，社会各界的反应让他逐渐意识到这个社会正在发生新的变化。"价值观变得越来越单一，界限越来越清晰."从那以后，他养成了看新闻的习惯，在一个又一个看似遥远的故事里，他试图重新与世界建立联系。

03.

短暂的“网络名人”经历让葛声名鹊起，媒体采访和商业**接踵而至。“很多和艺术无关，就是想蹭热度。”他不讨厌做生意。“谁不爱钱？”他笑着说自己不是什么清高的人。“拿钱，打我们俩耳光。越疼我就越开心。把所有的钱都给我。”但这两年，他未能接下一笔业务**，名气也未能实现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。

在过度的关注中，他的表达欲逐渐丧失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他的手在创作的时候慢了下来。以前，他直接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刚来北京的时候，坐过一次夜班车。当我抬头看到“东湖站”的路牌时，他“惊呆了”，当即决定把路牌拆掉运回武汉。“这是一种乡愁，一种突如其来的想法，我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来回应它。”但是现在，他已经没有感觉了。“错过了很多情感，就不会再有了。”

这两年，他能清晰地感知到这段经历对艺术表达的影响。一个想法产生后，他现在有很多顾虑:这样表达好不好？取出来会有问题吗？思维，创作还没有萌芽，就直接胎死腹中了。

还有一个问题是，与外界过于频繁的接触，让他越来越“不安分”，“和自己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”。葛尤鲁光着脚，斜靠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眼睛看着窗外闪烁的红光。

“我一直试图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，但近年来，它并没有给我强烈的回应。”在毕业之前，他还有机会在一个地方呆上一个月，或者在某个东西面前呆上很长时间。现在，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，一场又一场的旅行让他觉得“静不下心来”。

当世界向内伸展，我心中的东西就会变得清晰。采访结束的时候，葛尤鲁脑子晃了一下，慢悠悠地说:“我得想办法把我心里的声音调大。”